早在20世纪50年代，科学家们发现，哺乳动物的胚胎能产生一些特殊的蛋白质，这些蛋白质到动物出生后便会逐渐消失，于是称之为胚胎蛋白。后来，人们又发现一部分胚胎蛋白可出现在癌症病人的血液中，因此，又把这部分胚胎蛋白称之为癌胚蛋白。当时，对于它的存在价值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到了1971年，苏联生物化学研究所的塔塔里诺夫博士发现：在胚胎时期，胚胎肝脏会产生一种特殊的蛋白质-—甲胎蛋白（简称AFP），一旦胎儿娩出以后，人体中再也没有这种蛋白产生。然而，当人体肝细胞发生癌变时，却又会产生这种蛋白。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AFP这种蛋白质是由胚胎的肝细胞产生的，胎儿出生后肝细胞就不再产生这种蛋白质，但当肝细胞变为癌细胞时又会恢复制造这种蛋白质的功能。因此，除了胎儿之外，成人血中如果查到AFP，便可断定他患了原发性肝癌。其他部位的癌肿，包括转移到肝脏里的癌肿，由于不是肝细胞恶变的结果，因此都不会产生AFP。
　　利用AFP测定诊断早期肝癌的研究引起了我国科学家的浓厚兴趣。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上海医科大学中山医院杨秉辉教授等人就利用这一方法开展了肝癌普查。大量普查数据证实：检测AFP的确可发现早期肝癌，而早期发现的肝癌大多能被手术切除，治疗效果较为理想。更奇妙的是， 这一全新的方法仅仅只要在受检者的手上取出几滴血即可查出性命攸关的肝癌。
　　1971年，在上海杨浦区进行的一次普查中，专家们对一例AFP阳性但无其他症状的工人进行剖腹剖探查，发现了2-3厘米的小结节，切除后病理证实为肝癌。这是我国第一例普查后经手术证实的小肝癌。病人出院后工作和生活都很好，AFP转为阴性，这充分说明普查是可以发现一些早期的小肝癌病例的。由于这项工作代表着肝癌早诊早治的一次重大突破，因而荣获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然而，任何新生事物的出现总是有一个被认识的过程。当年杨秉辉教授在江苏启东进行肝癌普查时，一些被确诊为早期肝癌的农民就是不相信，认为“吃得下，睡得香，怎么可能有病”。8个月以后，病人出现了症状，但已错过了手术治疗的最佳时机，这些人最终被癌魔夺走了生命。 这些事例无意之间又为AFP测定方法提供了一个科学数据：小肝癌可以提前8个月预报，而这8个月对于肝癌患者来说却是生命攸关的8个月。
　　今天，科学家们在AFP的提纯、物理化学数据的分析以及检测方法的改进等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成就。技术方法的改进尤为明显，从对流免疫电泳、火箭电泳、放射免疫自显影一直到放射免疫测定，使AFP测定的灵敏度从微克水平一下子提高到毫微克水平。由于AFP检测用于人群普查，使肝癌的临床研究进入到亚临床期的阶段，小肝癌切除后5年生存率达60-70%，并导致肝癌诊断、治疗、自然病程等一系列概念的更新。人们对AFP测定方法的科学性也不再怀疑了。
　　可以说，通过血液测定AFP是肝癌最好的定性诊断方法，目前仍未有其他检查超过这一方法。但根据卫生经济学规律，现已不可能进行肝癌普查，因为检出的概率是14/10万，换算下来也就是1/7000，查7000个人只有一个是小肝癌。其中6999个人是白查了。很显然，这要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那么，怎样才能提高肝癌的检出率呢？杨秉辉教授根据自己长期的临床实践，提出了一个肝癌高危人群的概念，并对肝癌高危人群的范围作出以下规定：40岁以上的乙肝病毒感染者或慢性肝炎患者是肝癌的“高危对象”。对肝癌高危人群进行检查，其检出率便从原来的自然人群的14/10万提高到500/10万，即每200个高危对象中前便能查出一个肝癌病人，效率一下子提高了35倍。为此，专家主张凡是属于肝癌高危人群的，最好每半年做一次肝癌的预癌检查。